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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避税天堂:想避税去西部


  越来越多的股权投资类公司涌向西藏。

  强有力的当地税收优惠政策,让越来越多的股权投资类企业奔向西藏、新疆等西部偏远之地。这也是深圳、天津过往崛起的原因。地方政府的算盘是,你避税可以,但需要投资实体企业,为地方带来长久发展动力。

  2015年11月6日,同方国芯(002049.SZ)在其官网发布公告称,拟以非公开发行方式发行29.59亿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800亿元。

  消息一出,A股市场震惊。一家在停牌前总市值不足200亿元,净资产28.03亿元的公司要采取现金方式定向增发800亿元的天量。有网友戏称,这样的定增无异于拿着碗对资本市场说,“今晚吃饺子吧,我家有醋,你家有饺子吗?”

  不过资本市场以其素来凶猛的风格回应了这一消息,在同方国芯11月6日复牌之后,连续拉出7个涨停,其股价已经翻了近一倍。如果在那一刻计算9名定增对象的浮盈,他们的尚未到位的800亿已经变成了近1600亿。

  如果定增成功,同方国芯将加冕A股新的“定增王”,打破A股此前的定增纪录——2011年,盐湖股份(000792.SZ)曾进行过774.84亿元规模的定增。

  值得注意的是,同方国芯的9名定增对象中,7家都是来自西藏的公司——西藏紫光国芯、西藏紫光东岳通信、西藏紫光西岳通信、西藏紫光神彩、西藏紫光树人教育、西藏紫光博翊教育、西藏健坤中芯。其他两名对象则为北京国研宝业与同方国芯2015员工持股计划。

  南方周末记者查询工商资料得知,这7家公司密集成立于2015年3月至7月之间,注册资金均为3000万,其中6家还扎堆注册在拉萨市金珠西路158号康达汽贸城院内综合办公楼里,法定代表人均为赵伟国。公开资料显示,赵伟国的另一个身份是紫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也是同方国芯的实际控制人。

  为什么赵伟国要不远万里将7家公司的注册地设在西藏?

  避税天堂

  虽然西藏经济基础薄弱,但在西藏注册的公司早已是资本市场上的常客。2010年,平安员工持股平台之一新豪时公司就在减持前引起瞩目,其注册地突然由深圳变为那时还是地区建制现在已改为地级市的西藏林芝。根据西藏自治区出台的税收优惠政策,新豪时享有免征两年企业所得税的资格,减持套现的收入不需交纳企业所得税,只需缴纳个人所得税。平安的另一家员工股持股平台景傲实业也在同一时间迁址西藏。

  2010年10月,新豪时减持1282.49万股中国平安(SH.601318)股份,就可省下所得税1.4亿元。那时媒体的估算是,两家公司在迁址后减持平安股权,共有望减少上百亿元的企业所得税。按照公开的股东信息,一直到2015年的第一季度,新豪时才退出了平安的十大股东行列。

  南方周末记者在林芝新豪时工商资料上登记的地址林芝地区生物科技工业园内发现,该公司泛黄的牌匾挂在大厦的正门边,但在4层的大厦内,已经找寻不到其办公地点。园区管理员说,这家公司应该已经不在这里办公了

  西迁的不止新豪时一家。仅在2013年的前三个月,包括但不限于吉峰农机(300022.SZ)、炼石有色(000697.SZ)、乐通股份(002319.SZ)等上市公司纷纷发布公告,称其股东注册地“西迁”至西藏山南、新疆喀什等地。

  西藏、新疆的税收优势吸引来了不计其数的上市公司,为其减持做准备。在各种政策优惠的吸引下,股东“西迁”之后,最有可能发生的事情就是减持。

  吉峰农机的二股东在宣布迁址的同时就公告称,实际控制人的关联股东西藏山南神宇拟于3月12日至9月11日之间通过大宗交易减持股份不超过2100万股。炼石有色的股东由深圳市奥格立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变更为“西迁”的山南格力投资公司后,也恰好度过了相应股份的解禁期,公司得以减持套现。

  新疆和西藏俨然成了国内减持大小非的最佳避税地,当地不仅对企业所得税进行减免,在个人所得税方面,地方还往往可以将税额40%的地方留成灵活处理:打折收取,甚至是不收,或者是以“奖励”和“扶持再生产”的方式补贴回纳税人。

  同方国芯此次天量定增的锁定期为36个月,多个股东定址西藏,也为下一步享受减持优惠创造了可能性。赵伟国这个在半导体业内被称为“赵老板”的大买家,奉行的理念是“以国际并购带动自主创新”,他在接受媒体专访时说,“要像女人逛街一样不厌其烦地看项目”。正值其掌舵的紫光集团业务处于飞速扩张时期,资本市场输送的血液变得越发重要。

  税收“指挥棒”

  西藏、新疆的税收优惠得益于西部大开发的政策。新的西部大开发政策延续了前十年的税收优惠。2014年10月1日起施行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若干意见》明确,对设在西部地区的鼓励类产业企业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西藏的政策更为彻底,藏政发[2014]51号文,《关于印发的通知》第三条,“西藏自治区的企业统一执行西部大开发战略中企业所得税15%的税率”,直接将范围扩大到了所有的西藏企业。

  按照目前的政策,西藏自治区的企业所得税率为15%,在林芝,从2015到2017年的政策是,还可以再减去40%的地方留成,实际的企业所得税率只有9%。相比全国一般水平的25%,确实极具吸引力。

  15%这个数字,在深圳作为改革特区刚刚开放的时候,也曾出现过。

  1980年代中,内地一般企业还需要缴纳33%的企业所得税时,深圳特区的企业就已经在享受15%的所得税率。一大批企业蜂拥而至,在深圳湾畔享受了改革开放初期的红利。2008年税法改革后,企业所得税率的水平又回到同一起跑线上——25%,但是深圳的城市质量和良好的经商环境、法治水平等综合因素早已先发,诸多着名的大企业在此扎根。

  2000年之后的天津滨海新区则凭借其税收政策优势大力发展起了以银行投资为主的金融租赁产业。2009年新区的金融业务税收仅3亿元,到了2013年,实现了税收62亿元,其中金融租赁带来的税收占到五成以上,5年时间增长了46倍多。

  上海自贸区在成立伊始也被认为有可能实行15%的企业所得税优惠,但最后未能达成。财政部关税司司长王伟对媒体介绍说,“目前上海自贸区实行15%企业所得税暂不成熟。”自贸区的税收优惠集中在进出口环节的退税、选择性征税和增值税优惠方面,优惠方式更为细分,优惠力度也不如西部。

  2014年12月9日,国务院下发《关于清理规范税收等优惠政策的通知》(业内称“62号文”)称,“坚持税收法定原则,除依据专门税收法律法规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定的税政管理权限外,各地区一律不得自行制定税收优惠政策”,这就为民族自治区的优惠政策留下了突破口。新疆、西藏等地理所当然地进入了股东们的视野中。

  税收是有力的“指挥棒”,优惠的政策对于公司尤其是对于不需要考虑物流、不需要考虑上下游的纯资本型公司而言,具有最明显的指向作用。但是在起初的税收优惠之后,综合的投资环境确实得到了长足的进步,企业才得以留下来。深圳、天津是先行者中的典型例子。

  现在,似乎轮到了西藏和新疆。

  新疆的私募股权投资类企业在2010年10月自治区的两份文件发布后,得到了飞跃式的发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促进股权投资类企业发展暂行办法》和《关于鼓励股权投资类企业迁入我区的通知》两个文件规定,迁入减持的大小非符合一定条件的,可享受新疆困难地区“两免三减半”政策,即指对相应企业自其获利年度起2年免征、3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此外,公司制企业享受12%的优惠个人所得税率,合伙制企业享受16%的个人所得税率,营业税还有返还。“爱股说”首席执行官邹峻回忆起2010年左右的私募圈,有许多人都去新疆西藏注册自己的风投公司,一直到近两年这样的消息才逐渐减少。

  截至2014年6月,这一系列政策带来的繁荣场面是,三年多来新疆的股权投资类企业数量扩增了42倍,从不足20家到840家,成为股权投资类企业在中国西部最大的聚集地。这一类企业累计对新疆实体企业投资130多亿元,累计税收贡献35.7亿元。

  一家在拉萨的注册代理公司业务人员对南方周末记者说,“科技、农业等受青睐行业的企业过来,所得税都可以免,免的时间长度3年还是7年,依据公司规模来跟政府谈。”

  从1994年开始,援藏队的到来也加强了两地之间的信息交流。广东来的援藏干部们在招商时推介西藏地区的优惠政策,吸引了一些广东企业来到西藏。林芝市商务局党组书记毛智萍说,如果援藏干部只拿着政府的资金来搞基础设施建设而没有引进企业,当地财政不会有持续的收入。有了企业的引进,“输血型”的援助才变成了“造血型”的援助。

  前文提到的平安员工持股平台新豪时总部原先就设在深圳,曾对媒体质疑其迁址的官方回应也是,“为了支持国家的西部大开发而迁址”。

  “你得为当地做贡献”

  不过只做股权投资的企业大多只涉及资金的流动,而不需要实体的建设,容易成为空壳,政府也很清楚这一点。

  毛智萍对南方周末记者解释,之所以没有出台跟新疆一样的鼓励股权类投资企业来藏的文件,就是因为在类别的鉴定上会难以操作。新疆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孙庆刚提到的一个担忧是,在优惠期满或者其他可用的利好出尽之后,这样吸引来的公司像个“空壳”,很容易再次出走。

  在林芝,股权投资类的公司尽管也可以享受同等优惠,但是一个必要前提是得在当地也做投资。“我们的底子本来又不够厚,如果它们短时期内出走可能会给当地的经济带来一些不稳定的因素。”毛智萍说,“所以我们招商招过来的企业,你(利用政策)减持完了获得收益,但是你得为我们当地做贡献。”

  解决就业和创造税收,是招商引资的政府一方亟待解决的两大需求。在2010年和新豪时达成合作时,林芝当地开出的条件就是,必须在当地有实际性的投资。于是在新豪时迁到林芝之后,平安财险分公司也入驻林芝。毛智萍介绍,新豪时对旅游、特色农业、藏医药业也都有涉足的规划。新豪时上缴的税收主要是个人所得税,本来也可以交到深圳去,“但是出于帮助林芝发展的考虑,将个人所得税交到了西藏”,相较之下企业所得税的数额则并不大。

  既能够减免税收,又能够帮助相对落后地区的发展,是当时内地企业引进到西藏,实现“转移支付”的逻辑。

  事实上,现在林芝的税收政策比新豪时2010年能享受到的更优惠,但是与5年前的“先过来再说”到现在的“先规划再选商”,林芝的招商步伐暂时放缓了,空间布局与产业的重要程度成为更优先考虑的因素,最重要的只有两类:特色产业和生产型服务业,尤其是和文化、旅游配套的产业。

  政府还会负责提供一些在税收、水和空气之外可能吸引到人的条件,“你的公司落地了之后,你的户口可以转过来,那么子女考学也可以享受跟当地人一样的待遇”。

  邹峻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迁到西藏的公司如果本身不是上市公司,财务信息的披露就可能会更不严谨,造成许多原始数据很难追溯。除此之外,业内人士指出,针对这些公司的法院起诉、媒体的舆论监督等,难度都会变大,“不过,这样的行为本身是一种合理的避税措施”。

  不过企业也有自己的一本账,迁到偏远的地方之后,如果因为当地的基础产业链没有建立起来,导致自己的物流、人力等成本升高,超过了单一的税收优惠带来的好处,那么迁过来的动力自然就消失了。

  最近从广东来林芝参观调研的一些企业,没有特别好的政策已经不轻易落地了,毛智萍说,他们都在等待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的精神贯彻可能带来的政策变化。“用足用好中央赋予西藏的优惠政策,目前政策没变,但可能会出细则。他们就是等,有没有更优惠?”

  按照市场的逻辑,一旦收益可观,这些“懂政治”的公司随时可以抓住机会开到西藏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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